严复认为,18、19世纪的西方新知识和中国古代(特别是先秦两汉)典籍中的某些观点相符,所以西学可以用来"识古",西学的输入因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繁荣。这一立场在严复各时期的言论——包括公开论著和往来书信中,都可以得到印证。受此观念影响,严复用"汉以前字法、句法"书写译文,以便更好地表达与汉以前思想相通的西学知识。他相信西方的"艰大名义"一定能在中国古书里找到意义相当的词来对应,所以有意识地检索故籍,甄选译词;又接受吴汝纶的建议,给《天演论》中的每一篇都增补了典雅考究的词语作为标题,接续先秦以来的"诸子旧例"。他甚至把中国古人的言论和典故"植入"译文,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带有传统痕迹的西学译本。更进一步看,严复的译介活动——乃至全部的学术活动皆服务于一个终极目标,即打破"中国"和"西方"、"传统"与"现代"的隔阂,探寻人类文化发展的"公例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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